内容摘要:现今各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价值认知,特别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主体的法治诉求逻辑,尚处于总体模糊的迷惘状态。

内容提要:现今各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价值认知,特别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主体的法治诉求逻辑,尚处于总体模糊的迷惘状态。跳出现代性法治理论设定的价值立场,从更为现实的生活条件和更为普遍的一般规律着眼,是探求中国法治道路价值逻辑的关键。由基本价值共识凝成的法治框架已经确立,通过对其历史、实践维度的适当强化,“法治中国”的道路阐释可有更完整的价值框架。

标题注释: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研究”(项目编号:14DC001)阶段性成果。

道路问题虽是一种借喻,但在治国者看来,却是关系全局的首要问题,甚至是关系到生存还是毁灭,兴盛还是衰亡的本体论问题。党的十八大以来,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道路作出了一系列论述,如“道路问题是关系到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,道路就是党的生命。”“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。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。”①在政治家看来,道路的选择和建设,关乎民众与国族的长远利益;其内在的价值诉求,构成了社会生活和行动的观念基础。

然而,中国道路问题,历来为智识之士视为“畏途”。对于中国这样的超级复杂共同体,走什么路,向何处去,殊难定论。研究者的微观求证或可提供局部指引,但脱离了价值层面的顶层设计,总体方向的迷惘始终难以化解。对于中国道路的价值判准,虽然学者们可以建构包容性的表达框架,但如何解决理论、制度和实践中多元价值冲突的难题,既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考验,也是对中国法理学创新品格的检测。

为了解决“中国向何处去”“中国法治向何处去”的战略问题,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了“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法治道路”的命题。面对这样一个极具政治意涵的纲领性问题,法学界的研究主题集中于中国法治道路的历史回顾、内涵界定、本质特征及具体特色等方面。②学者们的所思所论全面周详,展现了转型时期中国主流法学的风格和实力。除此之外,一些“蹊径另辟”的研究成果,围绕中国共产党的“新法统”、政党国家的法治技艺、新法家的法治主义、当代中国法治的战略图景等问题方向展开,试图从丰富的细节关照中提取中国特色的法治元素。③这些研究为我们准备了丰富的思想素材,于此基础上,深度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价值逻辑,确实是一项充满诱惑的理论探险。本文力求在设定的“问题导向”下,勾勒一幅以马克思主义法治观为中心的价值逻辑图景,以此反思当前法治实践中的观念偏误,深化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现实理解。

价值问题产生于人们的思想迷惘,而解决思想的困惑和迷思,根本上是为了个人和群体更好的生活。法治存在的意义,无论名目如何繁多,内容多么驳杂,其在本体论上的第一要义无非是助益人类生活,提升人性尊严。当某种有关法治的具体主张得到社群多数的认同和支持,经过实践理性的淬炼和鉴证,为某个或某些具备引领变革能力的社会阶层接受,进而就会通过政治诉求方式塑造为特定的法治道路话语,产生理论和实践上的作用。但如若人们长期对法治道路的基本价值无法形成共识,总是陷于众说纷纭、莫衷一是的迷惘状态,势必会出现思想层面的混乱,影响到大众期望的理想生活实现。

就当前中国而言,“要法治,不要人治”在执政党、国家系统及社会各阶层已成共识。但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法治?或者说,应当走怎样的法治道路?④对此问题的解答,仍存在各式各样的价值分歧。与具体的方法论分歧不同,价值观的分歧代表了本体论的迷惘,特别是当法律问题与政治问题、道德问题交织一体的时候,本体迷惘有可能造成政治决断的方向性偏失。

例如,中国法学界“法律移植派”与“本土资源派”的论战,表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,中国法治道路的价值选择争论即已凸显。这种争论延续了中学与西学的“体用”之争,“姓资”还是“姓社”的意识形态之争,甚至兼有“文明冲突”的全球化色彩。另如,法律精英主义与大众化的论争,有学者将之演绎为“专法型”和“普法型”的两条法治道路之争。⑤还有理论界围绕“宪政民主”“公民社会”“三权分立”“党法关系”“普世价值”等问题的诸多争论,莫不具有本体价值争议的性质。

学术争论本身是好事,但如果因为短时间内难以决疑,或被个别偏激观点误导,致使政治战略犹疑不定、前后矛盾,那就是学术与政治关系异化之恶果了。法学研究不可能脱离政治语境,而政法话语的生产和传播又植根于社会实践层面的斗争和妥协。政法话语的价值表达注重实践需要,强调框架上的逻辑包容和解释上的机变权宜,与学术理论范式具有很大差异。如何从法治实践视角出发,厘清政法话语表达背后的价值实践机理,对于思想迷惘的消解,具有重要意义。说到底,政治上的思想统一与学术上的思想自由,并非一个场域、一种阶段、一类主体的价值行为,但二者可以相互映照,彼此补充,协调不悖。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价值诉求,其本体源自新近的政法话语,但其内容却横亘古今,涵摄中外。不同主体从各自的社会位置和权能需求出发,衍生出繁杂的价值表达和多样的价值诉求。比如,政治家对于法律和法治的理解,在很多方面与法学家的认识并不重合;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、文化精英对法治的价值诉求也未必契合无间;社会各阶层之间及同一阶层的不同群体之间,对于法治的要求和愿景都各具特色,很难完全摆脱“自我本位”的先定局限。要完成宏大的“视阈融合”研究,描画一幅完整无缺的价值图像,必须抓住导致法治价值本体迷惘的关键要点,从主观问题的客观呈现中找到突破契机。

职是之故,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反思当前法治价值的迷惘问题。比如,从官方倡导看,虽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包含“法治”的条目和诸多与法治价值密切相关的内容,但法治价值观的地位并不突出,甚至有边缘化的危险,在理论阐释上仍有待专门化、具体化、体系化。从理论响应看,法学界虽有大量价值论研究的成果,但中国法治道路的价值逻辑却依然是一个“问题”。从法律实践看,困扰法治工作者的价值冲突问题依然存在,在一些公众关注的轰动性案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。从普法效果看,十八大以来的法治教育主要集中在领导干部层面,尚未扩展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全民价值观教育。从大众舆论看,民间价值观更倾向于对法律的实用主义理解,对官方倡导的法治价值缺少了解和认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