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国大公司通过打官司打击竞争者,法律面前资本优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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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之前,司法选举不是很引人注目。然而,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,司法竞选活动费用大幅增加,并且争议频频。最高法院2010年对联合公民案做出裁决结果,放开了企业选举捐款的闸门。之后外部团体对司法选举活动的捐款飙升。在2012年选举周期,独立支出金额达到2410万美元,是2001~2002年选举周期的270万美元的9倍。

埃默里大学法学院乔安娜·谢泼德教授2013年的一项研究显示,法官从企业获得的捐款越多,越有可能做出有利于企业诉讼当事人的裁决。美国进步中心一份报告也显示,捐助司法选举能为企业带来回报。报告指出:“在短短几年里,在大企业的努力下,得州和俄亥俄州最高院等法院发生了变化,试图追究企业责任的个人在法院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。”

作者还举例称,俄亥俄州保险业捐助法官竞选活动,法官当选后投票推翻了保险业所厌恶的多项决定;得州能源公司资助法官竞选活动,法官则在解释法律时偏袒它们。州总检察长负责通过法律诉讼来执行规定。他们也面临着选举和重新选举的问题。企业捐助总检察长竞选活动的经费持续增加。《纽约时报》在2014年底调查发现,企业通过大型律师事务所将竞选捐款输送给总检察长,以争取他们的合作,让他们同意中止对企业的调查,商定对企业有利的和解协议,并且说服联邦监管部门不要进行起诉。

例如,犹他州总检察长在与美国银行一名说客秘密会面之后,不顾手下人员的反对,撤销了针对美国银行的未决案件。这名说客也曾担任过总检察长一职。制药巨头辉瑞被指控推销一种药物用于未经批准的用途,至少遭到20个州的起诉。为此,辉瑞在2009~2014年向多位州总检察长捐助了几十万美元,希望推动达成有利的和解协议。ATT公司是多位州总检察长的大捐助商;在多个州调查该公司乱收费行为时,这些总检察长选择对它手下留情。

市场规则执行工作并不是仅仅依赖于政府检察官。个人、公司和团体如果觉得受到不公正的对待,可以进行起诉,例如专利侵权、垄断、违约、诈骗和其他涉嫌违规的行为。不过此类诉讼成本非常高。许多小企业和大多数普通美国人无力承担诉讼费用,除非诉讼案件涉及严重的伤害情节,有出庭律师愿意进行辩护,认为自己有把握为客户赢得一大笔损害赔偿金,从而能从中分一杯羹。 这让大企业和富豪们拥有先天的优势。他们能够聘请律师进行起诉或者辩护。

孟山都、康卡斯特、谷歌、苹果、通用电气、花旗集团、高盛等公司财力雄厚,经常战略性地运用诉讼手段,设置障碍,阻止新兴企业进入市场。相比之下,新兴企业根本没有如此深厚的法律资源。大企业提起诉讼,或者仅是威胁起诉,就足以吓退最为乐观的小企业主或创业者。富人同样聘请大批律师,为他们进行辩护,防止遭人索赔,并且为了一点小事就威胁打官司。大公司或富人拥有经济支配力,可以通过掠夺性诉讼手段,攫取法律和政治权力,从而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经济支配力。